丧家狗胡兰成-史迁
钱琳琳这许多年来，我是言必称胡兰成的。友人们大都不理解，亦多是带着不满：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一个负心薄幸的渣男，一个文胜其质的小人，你居然如此推崇，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知道友人们正是出于爱我，才更其对我的追随胡兰成而大失望东平生活网。我们年复一年的争吵着，他们试图改变的我的“政治不正确”，我亦试图把我所认识到的胡兰成告诉他们，可终究是两相悻悻，各执己词。
因为这种持续的争执，我经常可以收到朋友们分享来的大量有关批评胡兰成的文章，尽管每每表面上轻描淡写地表示不以为然，心里还是不舒服：不可以这样偏颇的，胡兰成其人并不是那么不堪！晴姊姊说：要不，你也去写文章吧，写写你心里的胡兰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世人提及胡兰成，第一想到的，是他乃公认的国贼，是最早追随汪精卫发表“艳电”、建立南京日伪政府的六大汉奸之一。日据时期，胡兰成先后出任汪政府的宣传次长、法制局长、经济委员会特委等要职，并兼任汪先生的机要秘书和《中华日报》的总主笔，是汪政府在宣传阵地上的第一鼓吹者，给了汪氏集团的“和平运动”以极大的舆论支持。所以抗战胜利后，重庆国民政府第一时间即把胡兰成列为与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齐名的大汉奸。周、陈、丁等先后被逮入狱，或被论枪决，或病死狱中，而胡兰成则先是化名逃于浙江民间，继而在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经香港流亡日本，是汪政府大员中鲜有的未遭战后审判清算者。到了1970年代，胡兰成赴台湾，讲学阳明山，不久即遭到以余光中为代表的岛内舆论的一致抨击，被辞退教职并最终驱逐出境，亦是可见公众对于胡氏过往政治经历之愤慨，经三十年而犹不熄。
在自传《今生今世》里的“渔樵闲话”一章，胡兰成细述了追随汪先生仕于日伪的经历始末，为汪先生及其政府和自己进行了委婉的辩解。胡兰成站在那段公案的亲历者的角度，自始至终没有惭愧和悔罪，因为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叛国”的汉奸，也并不认为南京的汪政府是“伪”政府。他虽然后来因与汪先生在是否应该对英美宣战的政见不合而遭贬斥，以至于身陷囹圄险些被害，却直至去世亦犹爱戴汪先生，不曾说过汪先生的半句恶语。
胡兰成坚持认为汪先生的从事“和平运动”组建南京政权并非是出于一己之私，而纯乎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大义公心箭侠恩仇，是为了国家社稷，置个人荣辱于不顾而不惜背负历史骂名的大忠大勇。在重庆的抗战到底的蒋政府是中华民国，在南京的主张和平周旋的汪政府亦是中华民国，南能北惠，虽理念不同，继承的却皆是孙中山先生的衣钵法统。又好比是《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如果重庆政府是正册，那么南京政府则是副册情定上海滩，共存于中华民国这个大观园的惺忪世界里。
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中，赵本山饰演的大师兄丁连山说过这样一段话：“一门儿里，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面子上，就是毁派灭门的大事。……人活一世，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在八卦门里，掌门人宫保田做了风光无限的面子，退隐江湖的丁连山做了忍辱含垢的里子。同样的，在胡兰成的眼中，重庆和南京是中华民国这棵仙树上并蒂的花开两朵，重庆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面子，南京则成了收住血污、免致毁派灭门的里子。
如果不怕冒犯政治正确，公正一些地说，汪氏的南京政府这个里子，是有它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意义在的。它对于稳定沦陷区的市场和物价，对于维系沦陷区的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乃至于在保护文物和向侵略者尽可能争取民族利益上，是有功绩的，不应该被无视和抹杀。人们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站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论语·子张篇》里，“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即认识到，商纣王的坏，实际远不像现在人们传说的这样不堪。八十年来，人们倾向于认定汪精卫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无耻汉奸，倾向于认定南京汪政府是坏事做尽好事全无。然而，如果进行独立思考，想想子贡对商纣的论断，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菊花猪世事复杂，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历史有多个侧面，真相可能并非只有一个，事实远没有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简单。
当然，这里无意去对汪氏政权的倒台有所同情——它的败亡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是世界的人心所向，陈公博周佛海的结局亦是罪有应得。历史之机每每存着一个天地不仁，滚滚洪流以汪政府为刍狗，它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就该退场了。正好比是秋风寒雨，时节到了，是连好花坏花一齐都杀，峻如冰霜，容不得商量，身处其间的，纵有隐情，亦都算不得太委屈。我想表达的，是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回顾那段过往的时候，具体到个体的英雄奸雄成功失败，还是应该多少存着一个护惜。
胡兰成第二为世人所不齿的，是他的对待感情的态度。
胡兰成19岁时娶了第一个夫人唐玉凤，夫妻相处甚笃，多年后流亡异国的胡兰成，在回忆起发妻玉凤时还会眼含热泪。然而胡兰成是顶不专一的，婚后两年，他在寄居杭州斯家时，曾与斯家小姐传出过暧昧。玉凤去世后，胡兰成远走广西，结识了全慧文，二人育有两男两女。后来他们的幼子因肺炎去世，全慧文亦精神成疾，时任南京汪政府高官的胡兰成遂移情上海歌女应英娣（即小白杨）。1944年，当38岁的胡兰成遇到了24岁的张爱玲时，他再一次做了负心人，于是有了那封著名的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仅过了半年，胡兰成赴武汉接管《大楚报》，于汉口医院认识了17岁的护士小周（周训德），二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抗战胜利，胡兰成只身逃往温州，于流亡途中与斯家姨太范秀美成了亲。及到大陆解放，胡兰成偷渡日本k8088，又恋上了所寄居的女主人一枝，这段地下感情终于还是不了了之。后来，旧时上海滩青帮大佬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去到日本，成了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妻子。
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详述了这一系列感情经历。我初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跟我的许多友人的反应一样，心下非常之不平，以为人世间最不堪的品性亦不过于此了：怎么可以这样！过了许多年曾怡纶，重读这本书，却突然间对一度印象顶坏的胡兰成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是能够更深入地进行理解了。
《今生今世》初版于1959年，今日已众所周知的胡兰成的“渣男”事迹，一一皆本于此。先是我不明白，如此聪明至绝顶的胡兰成，何以却如此老实地把自己的这所有“斑斑劣迹”公之于众传于后世？他不会不知道，这将成为他的“墓志铭”和“自白书”，成为世人借以攻讦他的第一手的材料。卢梭写《忏悔录》，追悔自己的一生，几百年来饱受赞誉。但仔细看，卢梭其实并不诚恳——他是有所隐的。卢梭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坏事情”，是避重就轻的，他自一开始就明白读者们会谅解他，甚至会不以他的那些“小坏”为丑，反而会因为他的“坦诚”去更加推崇他。巴金效颦卢梭，晚年亦写有自我忏悔式的《随想录》，交代自己的“错误”，但同样是心不诚，小露大隐的耍滑头。胡兰成则是一笔坦荡，全然没有卢梭、巴金之流的扭捏猥琐，他对自己的无情揭露每每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人若不是有金刚罗汉样的大勇力，那一定是疯掉傻掉了！
胡兰成显然是不疯不傻，其人亦未必有超凡的大勇力。回看在“渔樵闲话”中他对自己仕于“伪朝”的所谓“汉奸”经历的自辩，对照书中他在记述自己感情经历时所流露出来的坦然，我明白了：自始至终，胡兰成是“理直气壮”的！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这所有的“不堪”是可耻的，他觉得“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事无不可对人言，这里面的一切实在没有什么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换言之，在胡兰成的认识中，他的这些“事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并不应该受到外人的指责。文字里他亦会在偶然间展现出一些惭愧，可随即便能自解，好比是秋日早晨的轻云薄雾，一阵微风便可以将之吹散，霎时间又是一个天地清旷。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你们批评自是你们的，但是不对，我自有我的衷心。
前日跟晴姊姊提起了亦舒的批评胡兰成，那篇文章叫《胡兰成的下作》——亦舒站在张爱玲的热心粉丝的立场上，直骂胡兰成“不上路”艾诗儿。我对亦舒生了不满，因为她借以批评胡兰成的依据与事实有出入，是跟今日周冲之类的为了博公众眼球而攒出来的讨胡文章如出一辙，为有更好的煽动效果而故意进行曲解，纯以私情论人却又经不起推敲。在这个社交网络四通八达的年代，各路明星分分合合的话题不断引爆社会热点，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原是不必厚非。可是，网民们往往呈现出一种非理性，不自觉陷入到营销号所带的节奏中，凭着只言片语或者仅仅是臆测，即可以发动起声势浩大的网络审判——人们往往选择去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于是一幕幕颇具魔幻与荒诞色彩的反转剧情一次次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上映着。
晴姊姊说亦舒对胡兰成的批判，其实完全只是她自己感情观的呈现，已经和张爱玲胡兰成没有关系了。我亦认为，两个人间的私情，原不是一个可以被外人拿来过分解读和批评的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复杂的，感情是微妙的，在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了解到其中所有的细节，由是，对一段他人的私情所进行的指责是不合乎理性、不公正的。
晚年的胡兰成回顾往事，他说他对于张爱玲、小周、范秀美等人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知人者智，胡兰成无疑是具有出众的知人之智的，他是可以在每一个与之相遇的女子身上发见她的独到的美的。他写小周：“她看人世皆是繁华正经的，对个人她都敬重，且知道人家亦都是喜欢她的僵尸福星。……她一路问讯，声音的华丽只觉一片艳阳，她的人就像江边新湿的沙滩，踏一脚都印得出水来。……她的人是这样鲜洁，鲜洁得如有锋棱，连不可妥协，连不可叛逆。……小周的美不是诱惑的，而是她的人神清气爽，文定吉祥。”他写范秀美：“她的人只是本色，生长城里，而亦有乡下人的简明，只觉她生在官家亦配，生在巷陌小门小户亦配。……她安详有胆识，是十足的女性……她是有人世的健康。……她比我大一岁，但是使人只觉对年龄亦没有议论，可比见了菩萨像，个个都是她那样的年龄似的。……她那样沉静，竟是一种风流。……她像汉朝乐府里的‘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非必恋爱了才如此，却是女子的一生每有的泼辣与明断，这又叫人敬重，所以在范先生面前，我亦变得了没有浮辞。”
“民国女子”这一章，胡兰成专写张爱玲，被公认为是历来写张爱玲的最好的文字。胡兰成的对张爱玲认识之深，是任哪一个张学研究者都无法忽视和否认的。颇具讽刺的是，无数的张爱玲传记作者都会向胡兰成的这些文字取经，甚或直接奉行拿来主义，掉转头来却立时翻脸无情，痛骂胡兰成的“下流无耻”。陈村亦曾由此感慨：数十年来，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来来往往的大小作者车载斗量，写的却无一能出胡兰成之右的。偶然见到一段精彩的表述，正欲叹赏，却发现原是从胡兰成书里抄来的。
胡兰成之所以能把张爱玲写得这样精到，是因为他真的懂张爱玲。胡兰成懂得张爱玲的聪慧和乖戾成语动画廊，亦懂得张爱玲的自私与狠辣；懂得张爱玲寥寥天性中的不受委屈，亦懂得张爱玲荡荡乾坤里的不生巫魇。他说张爱玲的人新，是“像穿的新衣服对于不洁特别触目”王宏祥，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他写张爱玲的决绝，是与人世两无恩仇的如哪吒一般的莲花身。他知道张爱玲身上有平人的清好，所以能有可以平视古今的横绝气概；他也知道张爱玲既惊艳逼人，又壮阔到恰如远观亦不合适、亵玩亦不合适的晴天白雨样的风景。胡兰成说张爱玲有时又糊涂可笑，直似春光里的明迷；又且说“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在胡兰成的眼中，张爱玲是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她身上临照出的，是整整的一个中华民国，她的身上是有着菩萨样的八十种好。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胡兰成都可以称作是张爱玲的第一知己，是人世间最懂得张爱玲的男人。鲁迅先生赠瞿秋白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古人又说士是可以为知己者死。——我不可以代张爱玲去判断她的遇见胡兰成究竟是幸还是不幸，但如果以私意猜测，如果不曾遇见这么一个懂得自己的人，也应该是人生一种莫大的遗憾罢！仓央嘉措诗：“我问佛，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却又不能把握该怎么办？佛曰范仲淹苦读，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在《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里，廖一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么长长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奇，稀奇的是遇到理解。不知道在回首一生的时候，那些与胡兰成有过交集的世间的好女子，对于胡兰成是感激多呢还是怨恨多。
周冲说胡兰成“有多风流，就有多薄情。”风流这个论断是妥当的，至于薄情，亦对亦不对。胡兰成让我想起了《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在第四十八回“王孙落魄，怎消得，杨枝玉露”中，金庸先生如是写道：“段正淳虽然秉性风流，用情不专，但当和每一个女子热恋之际，却也是一片至诚，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将肉割下来给了对方张筱兰。……当阮星竹为慕容复所杀之时，段正淳已决心殉情。……段正淳回头向段夫人道：‘夫人，我对不起你。在我心中，这些女子和你一样，个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我爱她们是真，爱你也是一样的真！”
从胡兰成的文章里亦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张爱玲、小周，还是对于范秀美、一枝，胡兰成都是真心的。胡兰成亡命温州时，张爱玲前去见他，于分别的前一天，在温州的街道上，张爱玲突然要胡兰成在小周与她之间作出选择（其时小周远在武汉，且已被逮入狱存亡未卜）。胡兰成在书中（“鹊桥相会”）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爱玲说出小周与她，要我选择，我不肯。我就这样呆，小周又不在，将来的事更难期，眼前只有爱玲，我随口答应一声岂不也罢了？但君子之交宜兴茗茶，死生不贰，我焉可如此轻薄。且我与爱玲是绝对的，我从不曾想过拿她来和谁比较。……我道：‘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的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晋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胡兰成的不肯在小周和张爱玲之间做出选择，恰好似小镜湖边段正淳的不肯在秦红棉和阮星竹之间作选择，因为无论是张爱玲、小周，还是秦红棉、阮星竹，在胡兰成和段正淳的心中目中，一一都是绝对的，不可以有被选择的委屈，不可以有比较。胡兰成和段正淳身上有风流的恶，却到底不失为一个至诚的子弟。
胡兰成说，自古江山美人，虽是敬重圣贤，但却爱悦荡子，她亦只嫁与荡子。世间那么多的好女子，却偏偏爱上了如胡兰成一样的荡子，亦是人生的无限唏嘘和天意的无可奈何。——他如果不是这般的风流成性，该是多好呀！对于这历历的私情，我不能去进行道德上的赞美或是批评，只能报以金凤玉露一相逢时的欢喜和天涯道路劳燕分飞时的遗憾，惟只愿天底下真的有如岁月的静好和现世的安稳。
我怀着悲哀和矛盾的心情理解着胡兰成的“劣杨勇简历迹”，辛苦莫名。但如果论到胡兰成的见识和文章，则我只剩下拜服。胡兰成无疑是近代以来最了解中华文明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融黄老哲学，易经思想，禅宗理念和儒家礼乐于一身，以之参照东西方文明，一下子洞然明白，真正做到了集大成，创造出了自己的学说。他亦最懂得中国民间的美，见识到了藏于民间的兵气与王气，见识到了历史之机，你从他的文章里能够看见一个在之前或许完全不曾意识到的崭新的中国社会。身负万千汉奸骂名，如丧家之犬一般不容于两岸，只得流亡日本的胡兰成，念兹在兹并且为之无比自豪的却始终是这个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的文明。在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的比较中，胡兰成字里行间满溢出来的永远都是对通于天人之际的中华文明的无尽自得和骄傲。比如写日本，美国人有风靡世界的《菊与刀》，可是如果人们见到了胡兰成是怎样看待日本民族和文明的，就会明白，胡兰成比美国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如果说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亦是爱国，那么这个“奸名”远扬的胡兰成，却诚然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爱国者！
至于胡兰成的文字本身，则更有他的大创造力在里面。胡兰成文字的特点，是在生硬朴素中绽放出了极为绚烂的妖和媚定兴天气预报。他是在以梁启超-鲁迅-胡适为代表的白话体系之外，别开一枝，以一己之力创造出了白话散文的另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结构和布局，怪异的语法和用词，已然表明这是一种成独立体系的全新的文体。更为重要的，胡兰成重新发见了汉文章里古已有之却已然失传的“兴”体。《诗经》之后武装回明，“兴”是惟在汉魏六朝的诗歌里尚存光彩，此外便罕见了。胡兰成以天纵之才气把这一重要的手法重新肯定并加以发扬，厥功其伟！
胡兰成最漂亮的文章多在《今生今世》中，每一篇都极尽精彩。我曾经私下建议把第一章“韶华胜极”列为学习写作的必读范文，须要仔细研究和揣摩学习。可惜，在今日的情形下，提及胡兰成，如果不是进行批判，则本身即政治不正确。这么好的文章土御门春虎，非但入不了庙堂，即连处江湖之远亦难逃铄毁。古人说，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不亦悲乎！
胡兰成在哲学、史学上的造诣与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同其伟大的。在《山河岁月》一书中，胡兰成建立了一个全然有别于传统和现代学院派史家的新的中华民族史研究维度，以一个政治家和兵家的眼光重新梳理华夏四千年来的沧桑变迁，到处闪耀着独到的理性之光。又，胡兰成的哲学跳出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近现代西方哲学评价标准，创造性地以来源于《易经》和黄老的成毁思想为出发点，兼以禅宗的基础理念，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哲学理论，给了后人以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反思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明文化。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他的研究方法亦未必合理，但好比是二十世纪初“以太”学说的虽然被否定，却在这个否定过程中发见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胡氏的学问亦或能起到相类似的功用。
更让我惊奇的，是胡兰成作为一个地道的文人学者，在关心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居然亦对当时最为前沿的量子科学和数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并以自己的哲学理论为出发点，写了大量的相关文章，收录于《华学、科学与哲学》和《闲愁万种》中。很多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胡兰成是“民科”式的胡闹。然而我在参阅过所有的这些文章后，却惊觉胡氏是认真的，有他可以说通的道理在，并非是信口开河的乔张乔致。
记得高中时候一次课间闲聊，老师说起了康熙皇帝南巡去到紫金山天文台，曾亲自操作仪器，利用几何学和天文学的知识计算了天体轨迹。而后来毛主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亦曾视察紫金山天文台，亦作了重要指导，“当然，主席他老人家的指导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的形而上的指导”。众同学哈哈大笑，年轻人们一面敬佩和赞叹着康熙皇帝了不起的科学素养，一面又不大以主席的用哲学指导科学为然。然而，我注意到，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表情是严肃的，多少年后，当我自己亦到了老师当年的年纪，才真的明白老师当时并不是在开玩笑。又大概在四年前，朱清时先生作过一个主题为“当代物理学已入禅境”的演讲，指出“当现代物理学家辛苦探索攀上物理学的高峰时，却发现早已有佛陀于千百年前便坐在上面了”。我当时听了，惊讶莫名。
胡兰成是基于“自无生有”的《易经》和黄老理论，大胆地猜测“素粒子”（基本粒子）是产生于宇宙的波头一现，是自鸿蒙的“无”生出来的——这与几十年后出现的“弦”理论极肖，不能不让人惊叹。当然，胡氏的所谓科学讨论，缺乏严谨的数学支持，是不可以登现代科学的大雅之堂的，尽管如此，他的这些基于哲学的思索，依然可以给从事科学研究者以许多启发。
夜里跟铭铭说我在写胡兰成，其实并不是打算为胡氏洗白和翻案，只是想在一片倒胡风中把我的个人思考表达出来，作为一个长期阅读和研究胡兰成的小学生，给人们提供以更多的看待胡兰成的角度。铭铭依然不赞同我的意见：“再没有比段正淳和胡兰成更其渣的了呀！”我呢，觉得我的对胡兰成的这般说明是合乎我自身的理性认知的，同时亦觉得铭铭的对我观点的不认同亦是好邓永祥。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多姿多彩的，若只有一种姿态，一种观念，一种颜色，也是寂寞无聊了。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未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篇》）——今天的胡兰成，可谓是“乡人皆恶之”了，如果换了孔子在，他大概也会轻声地说一句“未可也”罢！杜甫《咏怀古迹》诗有句“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纵横人才网，愿世人在随众“指点”胡兰成时，亦能存着一点护惜和疑问：“或许，……不会罢？”
《红楼梦》里，黛玉和晴雯是如浮萍一样，在人世间没有位份，但他们的位份是在宝玉的心里。孔子蹉跎一生，累累若丧家之犬，在人世间亦没有位份，但他自有位份在万民的口口相传中。胡兰成去国怀乡、流亡异域，非但位份全无，亦且恶名傍身，直如昔年的临济义玄禅师，“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是更其落魄难堪了。那个站在城墙上的至尊宝若是见了他，一定亦会去奚落一句罢——那个人样子好怪，他好像一条狗哎！
虽然世上无人识得，然而我亦不为这条“丧家狗”担忧，因为知道吉人天相，他终究不会陷于网罗。《易经·屯卦》：“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胡兰成的前半生，一脱命于广西的白崇禧，再脱命于南京的汪精卫，三脱命于重庆政府的通缉，四脱命于解放军的组织审查，可谓是知几的善逃亡者了。波德莱尔说：“流亡是我的美学。”——其胡兰成之谓欤？只是纵然逃得了生前事，却终究逃不开身后名。即便如此，我的对待胡兰成，亦如杜甫的写李白：“世人皆欲杀，吾亦独怜才。”
哎，胡兰成这个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