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 刺探及告密者：魔性文化的演变 沙光-作家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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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探 及 告 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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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性 文 化 的 演 变

图注：血滴子。雍正皇帝的特务系统使用的武器
这种武器杀人的方式是专门把人头从人的脖子上取下来
“特务”是个中性词，它既是专用名词又是人称代词。作为专用名词，它指向一种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士或组织机构；作为人称代词，指代经过特殊的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有了贬义的语言成分。其近义词有细作、间谍、密探、特工等。故此，被称为：探秘兼告密者。
据资料介绍：特务是为了国家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
特务是人类生存背景中一种特殊的文化，堪称之为魔法文化，即或在宪政民主自由的国家，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特需品，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使命和意义。
特务职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承传，郑安仪本文试图植根于华夏文化乃至民族文明史料考证，陈列出华夏历史上特务并该组织由来及其历史发展演变过程。
曾在凤凰网读到一篇名为《中国最早“特务”机构是由中共创办》之文，该文章称：“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近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并举出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该文还介绍1979年版的《辞海》中“特务”被界定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类为敌人。
引述的上文说明：“特务”之名对于其履职的管理方而言是褒义词，而从敌对方伦理审视则为贬义词。该词的词性完全由使用者的“敌”或“我”之心理来判定，其褒贬词质内涵亦由此而获。
本文以溯源的方法，为“特务”这一特殊职业在华夏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以“夏商和西周起，直至民国与共和”等顺序陈列史实案例，谨为读者提供一些脉络性的资讯参照。
华夏最早的特务可从战国时期的古书《左传》及之《竹书纪年》中考证并获得有姓名及史实的记载，即：夏朝少康时，为了攻打过、戈两个方国，了解情况，查明地形，汝艾和季抒被派遣到了这两个国家去进行间谍活动，收买重臣，为消灭两国创造有利条件。据此记载，早在夏朝，中国已经产生了专业间谍。抑或说，中国堪称人类历史上首创特务职业的鼻祖之国。
特务最早的使命是国际战争及国际政治博弈的隐秘工作者。
继汝艾和季抒之后，伊尹是《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记载的在商灭夏前，曾经两次接受特派到夏朝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伊尹原本是有莘氏的媵臣，作为陪嫁的一名奴隶随着有莘氏之女陪嫁到汤王陵家做厨子（《墨子·尚贤》称：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受到了汤王陵的赏识，于是汤王陵两次派伊尹去夏王朝了解情况，进行间谍活动。为了使伊尹不引起夏桀（夏国王）的怀疑，汤王陵编罗了一些罪名给伊尹并亲自射伊尹，造成他负罪潜逃的假象。伊尹逃到夏朝后，一方面积极宣扬汤王陵的仁德，消除夏王与汤王陵之间的嫌隙；另一方面调查中原的地形，积极刺探夏国的机密，并通过以重金收买夏朝重臣等手段，离间夏朝君臣之间以及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并使一些有影响的臣子也在他的间谍活动下背叛了夏国而投奔到商国来，伊尹的种种做法有效地孤立了夏桀，削弱了夏朝的实力，为商朝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伊尹也因此由陪嫁的奴隶成为中国商朝初年的著名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此外，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博闻强记被尊称为太公望的吕望（姜太公：中国历史上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在商朝做过官，他知道商王朝的许多机密。由于帝辛商纣王是个昏君，胡乱治理国家，因此他到各诸侯那里进行游说，并率领他们归顺了周国。到了周西伯那里之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商朝情况和天下的形势，提出各种有效的建议并制定了各种正确的决策，使商朝的诸侯、重臣叛变纣王，投归周西伯，有效地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基石。据《孙子兵法》描述，吕望在商朝的间谍活动是造成商朝灭亡并西周兴起的原因。
特务职业由国际战争需要转型到国内政治斗争中，于《孙子兵法》第13篇《用间篇》中明确记载了特务的功用，对其划分为五间，即：乡间（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反间者沉鱼指谁，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生间者，反报也）康捷空，并且五种间谍配合使用。
这些基本是特务的初级阶段，毕竟这些特务均为独力完成任务者，尚未构成具体的有明确分工的组织结构。
读过《三国志》的人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于明朝东厂、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百姓对他是否忠心，广布耳目、刺探隐秘，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高度吻合。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曹操虽善用特务，但他内心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除了利用以外，绝对不把他们跟贤人、君子、贤士同等对待。正因曹操只利用但绝不宠信“特务”的态度，使得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免遭特务暗算。

天授元年，武则天登基为帝。因是篡夺李唐政权珍妮肤，内心中王权自危感极高，加之生性多疑，故此，在全国实行特务统治，公开鼓励告密举报，连诬告和假告都予以奖励，例如“风闻”也算举报。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的著名酷吏来俊臣，正是靠此手段攀爬至酷吏之高位，来俊臣作为武则天最亲信的人物，他居高位后组织数百名无赖专事告密，又设推事院，大兴刑狱，与其党羽朱南山等撰写《罗织经》（该书专门传授何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杀人的秘诀）单冲峰，制造各种残酷刑具，采取残忍的逼供等手段，任意捏造罪状致人死地，大臣、宗室被其枉杀灭族者达数千家。由于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等揭露了来俊臣的种种罪恶，终被武则天下令处死。来俊臣被处死后，其酷吏党徒皆被流放岭南，延续14年之久的恐怖“酷吏政治”（告密、栽赃、陷害）才告终结。
延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则将特务统治发展并运用到了极致，使特务组织进一步系统化及公开化姬狐。例如：洪武十五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再例如：明成祖朱棣设立东厂，即东缉事厂，是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此后，明宪宗朱见深为加强特务统治，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权臣太监汪直为提督光棍证，西厂的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再后，明武宗朱厚照以当时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掌管东厂，以八虎的另一成员谷大用掌管西厂。当时司礼掌印监太监刘瑾因与马永成和谷大用矛盾对立，又格外受明武宗信赖，便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内行厂的监察之例透遁。内行厂权势居东厂、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纵观明朝特务组织的权力结构：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东厂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套完善的特务侦察体系。
发展到清朝，康熙帝开启了密折奏事制度，即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制度。至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奏事已形成固定制度。雍正登基后，奏折成为最重要的官文书，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他一些单位的七十多万件朱批奏折和百万件录副奏折，已成为研究清代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雍正还是皇子时仍自设有小规模的特务组织叫粘杆处，即血滴子，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其性质属于雍正的准特务机构。粘杆处，顾名思义是替皇家夏天粘知了，消除噪音的。雍正给了这个机构一个额外的任务，搜集民间小道消息上报。陨石价格血滴子是该秘密组织使用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杀人的方式是专门把人头从人的脖子上取下来（见上图）恺撒暴龙兽。直至其子清高宗弘历登基后，粘杆处逐渐被废除。
到了现代，特务组织发展为两个体系，国民党方面叫军统与中统挞拔玉儿，共产党方面叫地下党。
军统，一般特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一。军统成立于1938年，其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1946年6月，军统局的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中统，一般特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机构之一。中统的前身是1928年时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5年升格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其骨干以CC系成员为主。
地下党，《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和日本侵略军侵占的地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党组织，通常称为地下党。保密是地下党生存的要求，而公开是对一个执政党的基本要求。内外有别、上下有别，是地下党工作的纲领性原则。地下党早期工作范围：1、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发展共产党组织；2、搜集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3、收集、运送各种急需物资；4、帮助、护送重要人物出入敌占区、封锁区；5、破坏、扰乱敌人对革命人士、共产党组织、解放区等的政治、军事行动；营救被捕革命人士、共产党员；转移暴露的地下党员；6、惩处特务、汉奸等反动派。
“特务”原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使命的国家公职体系，到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可以说该词被诠释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使特务这个国家公职组织机构完全民间化、平民化、私人化，乃至带有仇恨性质的魔法化。恶意的刺探，成为表忠心的时尚；非正义的告密，成为行革命的光荣；虚假的诬告，成为人皆可为的手段。真假的小报告、大字报、小字报、小纸条等等，中国人彻底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全民范围的“刺探研发”与“告密政治”运动。特务的刺探及告密专业不再作为国家特殊组织机构独属，同时再造并演绎出了特务组织草木皆兵、敌友瞬变、化亲为敌的普遍性。知识分子被下放改造之地四处安插着汇报者，甚至举报亲生母亲致使其母亲被处决的某红兵（们），从形式和手段上都是复数的……
如今，随着刺探及告密作为一种“魔性文化”现象及其遗风在现实中的根深蒂固，使得人与人之间难以相互信托，无法彼此依傍；人性日渐湮灭，道德底线崩塌，良心哽噎唏嘘，这种情境下的生存者，不止是人人自危，更是人人需要自重，在刺探者与告密者中间。
行文至此，再次回溯这段资料：明朝深得明武宗信赖的刘瑾身为内行厂总管，可谓武宗之下众人之上，他的刺探范围除了通国的臣民外，还包括锦衣卫、东厂、西厂乃至整个厂卫等整全的皇室特务机构宋留根，他害人无虑，杀人无度，却因专权达至欺上瞒下、党同伐异、权擅天下、众叛亲离、纳贿自肥等，专权使他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基本伦理和性质。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禁物，最终，刘瑾的惟一所获是凌迟。

史实远去，良心如何永存？人人都渴望被善待，然而，人若善待他人，所予之善必惠泽己心！
2015年4月08日-11日初稿2017年10月20日修订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