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文明型组织

（这是张祥龙先生2005年秋在北大为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的记录稿，略有删减。）
甲．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衰危的表现
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学讲的：在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一个民族获得自己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多样性和地方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上儒家有儒士团体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的团体，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团体。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是否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话语。
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集体哗变。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丹尼斯里奇，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
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社会进化论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一类的口号出现，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
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利、最冷漠、最残忍。
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大多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还带有最后那么一些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其生存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权意义，甚至也不限于国际政治。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生命文化重责。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
乙．衰危的原因（一）：西方文化的强力化和全球化
我们来看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
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有主语和谓语的形式搭配要求，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
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形式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概念、判断、推理、逻辑等。
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先在数学中发端，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主义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商业、金融等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这种强力化的“缘起性空”会加速度地突进，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充分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加速化（成瘾化）、脱自然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一定要扩张。“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技术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和排他化，削平这个世界。
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就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我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么下去了。可怎么70年代前期就要和美国建立关系了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前就有了变化。
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可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
丙．衰危的原因（二）：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1．异族政权反而代表了本土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汉族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
中国最后一朝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总是那样一种颟顸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连自己的文化都渐渐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权，一定要压制汉人。
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因袁世凯等人提议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
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这个政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未来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重生之扫墓，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
如果主要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尽管它表面上更崇信喇嘛教）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的十二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端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东镇女巫，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一开始是广东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那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俞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2．太平天国现象
这种文化与民族错位的怪象突出地表现于太平天国运动，它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甚至也影响到改革的模式，这就是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
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我们来看他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
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此檄文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
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可它在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流行到现在，尽管可以是世俗版的。
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这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它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天见上帝，口传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专门的联络线路，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也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机灵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种神谕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此类对象化的东西是可以被别人模仿的，所以西方宗教中最尖锐残酷的斗争就是教内的先知之争，或争正统灭异端之争，为此要血流成河。它导致了一个促使太平天国失败的重大事件，即“洪杨内讧”，造成了内部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
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一些人总爱将这种排异争权标上“封建主义专制余毒”，其实是从西方宗教的思想方式和组织方式来的，中国古代的“通三统”和嫡子继承制等，并非这样的，有制度上的多重空间凡人闯西游，不是充分对象化的和你死我活的。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打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的一个根本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魏圣美。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从洪秀全到毛泽东之间还大有人在，把这“太平天国”式的“大同”倾向传递下来。
丁．衰危的原因（三）：崇拜强力的功利主义和伪进化论
我们来看中国当时改革的道路和面临的文化困境，简单说来就是“图强力而放斯文”。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没有错，但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关键性的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生存，但是只有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与斯宾塞可能倒有些相关。
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吴依霖，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浸泡在时间里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因此，如果只是追求强（弱肉强食之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甚至称霸于现在，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形式突出”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托尔斯泰1906年给辜鸿铭的信表达的恰是相反的观点），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八十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所说的相距不远。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朴贤善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要被吴国灭亡的危局，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元首勾践和越国的社稷百姓。勾践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蛯原樱，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
由于以上讲的那些原因，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激进改革者。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满清复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立孔教为国教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痛批西方，认同儒家，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这种“晚年回归”现象比比皆是，只是令人伤感。
戊．小人附身与貎孔心夷
刚刚提及袁世凯和康梁，我要针对他们做些阐释。首先，传统文化衰落的又一个原因就是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清王朝受《辛丑条约》的刺激，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由袁世凯领头提议，慈禧批准，废除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以逼迫读书人去上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参政桥梁的传统儒家文化的败落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也可见清朝这个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就沦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
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putoff，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场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这里边还有康有为所创立孔教的参与和配合。康有为一生干的两件大事――戊戌变法和立孔教为国教――都以失败告终，且都给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带来负面后果，他自年轻时就因倾心于西方文化的强盛，形成了一套反儒家的观念理论，当时隐藏不露，后来乃至死后才发表，这就是表达于《大同书》中的思想。其中痛恨、批判家庭这个儒家的根基，向往一个无家无国、无亲属关系、个人欲望得满足的大同世界。可是，他当时又生活在一个儒家占主流的社会里，所以就隐藏起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而以一种另类《春秋》公羊学的面目出现，说流传的古文经典都是汉人刘歆伪造的，又说儒家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所作，由此而为他的改制变法张目。
这里面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小心，不可轻易被一些貎孔心夷者裹胁，也不可随便依傍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兴旺。现代社会因其功利至上和破坏家庭，总的说来是一个非儒甚至反儒的社会，与先秦乃至汉代情况大不同，所以儒家更不可轻信任何异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结构。比如儒家不能被社会主义化，而社会主义被儒家化还可以（但那势必重塑社会主义）；儒教也不能在现代性政体的公共空间中去谋一个公民宗教或现代化宗教的辅祭者角色，而要将这平直的公共空间改造为以家为源的有机空间。
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靠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而不是立足于自家的生命结构，那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窒息自己的生机，败坏自己的声誉。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连一次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同情反思，比如梁启超追随其师康有为，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开始看到自己文化的毛病，开始认识到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和持久的。我以上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
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搞北约和欧洲统一，这是他们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齐力对付其他那些也追求现代化的民族。
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五十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看来世界上并不总是强者最有生存适应力呵！
但可悲的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的，毫无疑问是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场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改变了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保国、保种、保教了。
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大致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们，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这帮强盗一起来瓜分中国，一个庞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毫无办法。那时，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希望能引得列强在中国相互对抗，以夷制夷，维持平衡，但非常困难。两次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以夷制夷的效果，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被侵占的局面。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就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荡涤的意思，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主流自己不要这个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西方来的科学、民主，中国的文化不好；其实从根子上讲，是按照弱肉强食这个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不够强，所以这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的现象。
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庚．两次文化革命及教训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或所谓“土豪劣绅”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红谷皮具。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追求。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力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用我的话来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要抵抗强盗，自己就要做起强盗来。
当时知识分子主流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四九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一是傅斯年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依据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四九年之后，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摧残与日俱增，除了新婚姻法，就是将家庭政治化或阶级化，到文革时达到高潮。
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八十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居然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与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
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无传统之根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年轻人一定会被最激进的变革吸引，被最严密的组织化赋予力量感；因为让“湘军”存在的社会结构没有了，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化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还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毛泽东后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何等深刻的影响。他像朝圣一样到北京大学，宁可在这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这两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处，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这个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有。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革命阵营。除了个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还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背叛家庭，因为新文化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这都是割断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个意识形态的标准来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
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上台和掌权，也和当时推翻帝制、造成了文化空档有关。而苏联主宰的“第三国际”向全球、包括中国输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走向。
我来讲一下教训。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政治命运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运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刚才说到，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生存状态，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走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如果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阴差阳错、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运，应该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目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比俄国、甚至越南都大为不如，据说越南共产党对儒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这里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现象和现实，并不是说哪天想恢复传统文化，就能恢复的。而现在，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想省点时间和大家讨论。
辛．出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总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
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那样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缓和一些的态度。
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期待鹦鹉鱼变白，但又很怀疑。
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要起作用的时候和地方。
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 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块，不同而和。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路。
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档，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或应对时局的策略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
因此，我几年前提出，中国应该建立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应该搞文化上的一国多制。主流文化可以按目前世界大势的需要，搞现代化、全球化，当然立志复兴传统的君子仁人也可尽量在其中传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使得社会尽量和谐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在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里，尽量保留中国自己的原本文化形态。未来也许会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我们须要多手准备。就像袁隆平搞水稻育种一样，他的稻子无论性状多么优越，他也会尽量保留野生的或古远的稻种，为的是保留更多的生物基因，这样才能在亟须时有多重选择，或通过杂交产生有新的适应力的种子。